林欣浩的《哲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》是一本另类的哲学史,通俗易懂,幽默风趣,八卦含量贼高。重点不是讲哲学史和哲学思想,而是讲他们干了什么。这本书让你看到哲学家背后的生活和经历,以及人生经历对哲学思想的影响,还包括不同哲学家之间的认同和反驳。
这本书,讲了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过程,休谟是个业余哲学家,推动了科学进步的牛顿、哥白尼、伽利略都是虔诚的基督徒,康德是个不折不扣的宅男,叔本华提倡降低个人欲望自己却是个富二代,罗素情史丰富结婚 4 次。
哲学是非常烧脑的学问,古典哲学大部分晦涩难懂,比如存在、自在、本体、实体、物自体、自由意志、绝对精神等,令人望而生畏。古今中外的哲学家,提出了无数的哲学理论,比如唯心主义、理性主义、经验主义、悲观主义、认识论等等,他们互相争吵、互不服气。这本书以诙谐幽默的大白话,讲了各哲学门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,很多复杂难懂的哲学理论在故事般的描述中变得容易理解,不再是烧脑问题。
苏格拉底自称是思想的“助产士”,一辈子做得最多的事就是问问题。到处找人辩论,专挑别人的漏洞。他的追问方式已经包括了哲学思考的全部要素。陪审团第一次判他有罪的时候,还可以交钱免除处罚,但他很嚣张,导致陪审团第二次投票直接判了死刑。他本来有机会跑,却又傲娇地放弃了。
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。苏格拉底被审判的时候,柏拉图才二十几岁。听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,柏拉图离开了雅典,满世界旅游去了。十几年后,周游够了的柏拉图发现雅典人民对哲学其实不是很排斥。他又回到雅典,在雅典附近开了一所学校,叫柏拉图学园。柏拉图一直在学园里关起门来上课。
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,也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。雅典人一直记着被马其顿征服的仇,亚历山大一去世,雅典人就开始猛烈攻击亚里士多德,使得亚里士多德被迫离开雅典,第二年去世。
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,但是观点和柏拉图相悖,为此亚里士多德还说了一句名言: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。”
笛卡尔从几何学中找到了灵感。他发明了解析几何,并且把欧氏几何的思路应用到哲学上。笛卡尔想象中的哲学体系应该像欧氏几何一样,先要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公设,然后用演绎推理的方式推导出整个哲学世界。这就关系到了“形而上学”概念。
“形而上学”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是用理性思维去研究那些能统一世间一切问题的“大道理”。就像笛卡尔希望的那样,要寻找到一个能高于客观世界、统领一切事物的真理。
追问这个世界的本质: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?世界的本质是物理定律还是我们对物理定律的信念?回答这些问题都是形而上学的任务。“世界的本质是什么”的问题,在哲学里又称作“本体论”。“哪些知识真实可信”的问题,在哲学里又称作“认识论”。
通过“我思故我在”,笛卡尔还推理出了另一个结论:“我的心灵”和“我的身体”,是两种不同的东西。这种观点又叫“二元论”。在“二元论”观念下,世界被一分为二:外界和内心。痛苦虽然来自外界,但真正承受痛苦的是我们的内心。因此,我们虽然仍旧需要尽力去改变外物,但在客观世界这一元里的得失其实不重要,关键是固守自己的内心这一元,固守住我们获得体验的最后一关。而在内心世界里,我们自己能完全做主,这就让人产生了很大的安全感。
斯宾诺莎是哲学家,哲学家就喜欢怀疑,喜欢独立思考。在斯宾诺莎24岁的时候,教会宣布把他开除教籍。在开除的时候,教会用极为恶毒的话诅咒他。后来斯宾诺莎的著作《神学政治论》匿名发表,刚一发表立刻就进了天主教会的《禁书目录》。而且人们很快搞清楚了作者的身份。书中违反教义的言论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攻击。
他是笛卡尔的继承者,最有影响的著作叫《伦理学》,在去世后才发表。这本书的全称是《按几何顺序证明的伦理学》。笛卡尔把一切都怀疑了,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个绝对存在的、不可能被怀疑的东西作为公设。斯宾诺莎把这种东西称作“实体”。实体的特征是,这东西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原因,不依赖外物存在。斯宾诺莎承认上帝,但他心目中的上帝不是基督教或者犹太教中人格化的上帝,而是无所不在的实体。
表面上,莱布尼茨对基督教表现得非常虔诚。他生前发表的著作,写的都是符合教义的内容,还大肆攻击那些和教会意见不同的人。但莱布尼茨是理性主义者,自然他也是使用先公设后推理的那套过程。
莱布尼茨的公设是这样的:物质是占据空间的,那么只要是能占据空间的东西,就可以被分成更小、更简单的东西。物质被无限地分下去,最后剩下的,一定是不占据空间的“东西”——要是占据空间就能再分下去了。这“东西”不占据空间,所以它不是物质。所以它是精神。所以一切物质都是由精神组成的。
莱布尼茨给这些不能再分了的、不占据空间的东西起名叫“单子”,他的理论也就被称为“单子论”。和斯宾诺莎分析实体的方法类似,莱布尼茨用逻辑推导出每一个单子都是不同的。莱布尼茨在给他的贵族小姐们解释这件事的时候,说了一句名言:“世上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。”
休谟 23 岁完成了名著《人性论》。休谟也是业余哲学家。他的正经工作是公务员,此外还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,写了本非常畅销的《英国史》。
休谟认为他之前的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都有根本缺陷。休谟认为他找到了原因,那就是双方讨论的问题超过了人的经验范围。“经验从哪儿来的”这个问题,我们根据经验回答不出来,所以,只能老老实实说不知道。所以在休谟这里,经验就是人的感觉印象。我感觉到了什么就是什么,至于这感觉从哪儿来的,是真是假,我不知道。
笛卡尔说“我思故我在”,休谟认为,我们所谓的“我”,不过是一堆经验片段的集合而已,并没有一个独立于经验的、实在的“我”存在。休谟认为只有两类知识是可靠的。一类是像逻辑和几何那样,既逻辑严谨又不依赖于外物存在的知识;一类是我们感官体验到的知识。
研究科学,最重要、最基础的一条规律叫作因果律。但是休谟认为,我们在经验中发现的仅仅是相关性,永远无法发现因果性。休谟对因果律的讨论说明,因果律没法从经验中得来。假如我们要让因果律成立,那它必然像理性主义者认为的那样,属于超越经验的规律。但是,理性主义者的那些公设明明又不可靠。
康德的代表作是晚年出版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。世界的真面目,起个名字叫“物自体”。所有的知识(也就是来自物自体的知识)都要先经过人类心灵的加工,才能被人类认识。这个负责加工的机制,叫作“先天认识形式”。人类感觉到的世界,也就是“物自体”经过“先天认识形式”加工后得到的东西,叫作“表象”。
物自体是人类永远无法真正认识的,人类只能看到被扭曲了的表象。但是由于每个人对真实世界的扭曲方式(先天认识形式)都是相同的,所以人类看到的同一个东西的感受还是一样的,因此我们察觉不到真实的事物是否被扭曲了。所以这个世界观并不和我们的生活经验相悖。
我们这个先天认识形式里,包含了很多用来处理物自体的工具,其中一个就是因果律。而科学家只能研究我们感觉到的事物。也就是说,科学家只能研究表象世界,因此科学家的研究对象都是带有因果律的。
康德让人的意志受到了先天认识形式的严密保护,因果律不能穿透先天认识形式去控制人的内心意志,所以人仍旧是自由的。当然,这也意味着作为物自体的自我意识,是没法被我们察觉和把握的。也就是说,科学是永远无法研究人的自由意志的。
表象世界存在因果律,并不能因此说表象世界就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。这是因为,自由意志会影响表象世界:我可以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,想拿起杯子就拿起来。既然我们的自由意志不受因果律的控制,那么表象的世界也就不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了。
黑格尔的代表作是《精神现象学》。这个世界的本质,黑格尔给起了个名字,叫作“绝对精神”。
黑格尔认为,矛盾的双方虽然可以共存,但是处在互相冲突的动态之中。事物的正题和反题会发生强烈的冲突,这个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,而是正题和反题最终化为“合题”,进行了一次升华。
因为所有的正题都可以找到它的反题,所以新的合题产生之后,它的反题也随之产生,这样就又产生了新的矛盾,又要有新的冲突和升华,再产生新的合题。这样,事物就不断地进化,最后达到最高等级,“绝对精神”自己认识了自己,整个人类也进步到最终的状态,哲学的使命也就完成了。
在黑格尔看来,哲学家的任务,就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划,在一次又一次的哲学研究中不断升级对世界的认识,最终达到“绝对精神”。黑格尔认为,他的思想就是哲学进化的“最终形态”,哲学到他这里,已经发展到尽头了,已经找到最后的答案了。他把人类所有的知识,从自然科学到宗教、艺术、文化,全都囊括到自己的形而上学中。每一门知识都符合他的辩证法、符合他的形而上学。
叔本华最重要的著作是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。他基本继承了康德的世界观,叔本华认为我们可以认识物自体。叔本华给物自体起了个名字,叫“生命意志”。“生命意志”,是一股永不停歇的力量。这股力量驱使着万物去运动,去发展。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欲望。
叔本华认为,万物的物自体是统一的,只有一个,就是“生命意志”。既然万事万物背后的物自体都是“生命意志”,我们又通过观察自己,发现“生命意志”是驱使我们去运动、去发展的欲求,那么也就可以推理出,连没有意识的小草、没有生命的石头背后,也有驱使它们运动、发展的欲求。
在叔本华的世界观里,生命意志是最本质的,而我们所看、所想的世界,都是建立在生命意志之上的表象。包括我们的理性,也是生命意志创造出来的。生命意志本身有自己的欲望和目的,创造出理性的目的是用来满足它自己的欲望。在很多情况下,比如无梦的睡眠里,理性是停止的,生命意志却持续不断,一直影响着人类。
在叔本华看来,我们人类只是“生命意志”实现目的的工具。就像人类不会在乎工具是不是快乐一样,“生命意志”也不会在乎我们人类是不是快乐。它让我们产生欲望的目的不是让我们高兴,而是让我们动起来别停。所以,人不会因为满足欲望而停下脚步。
满足不了欲望,人会痛苦。满足了欲望,人又会产生新的、更高的欲望,还是会痛苦。叔本华认为,只有消灭欲望,才能和生命意志合二为一,进入长久的平静和安详。
在尼采疯了以后,财富和荣誉接踵而来。人们像对待圣人一样崇拜他,王公贵族争相拜见他。他妹妹利用整理尼采著作的权利,任意增删、篡改尼采的作品及信函,编成了适合她自己口味的《权力意志》。
尼采有一句名言:“上帝死了。”在尼采生活的时代里,“自然神论”非常流行。这种观念把上帝从现实中请了出去,其实和无神论已经差不多了。很多人即便继续相信宗教,也是出于“信教是善的”“不信社会会乱”之类的理由。
在尼采看来,之前哲学家们声称找到的答案,都是骗人的。既没有上帝,也没有哲学真理,这世界也不存在什么意义,整个世界都是虚无的。正确的选择是面对虚无这头怪兽,你不能颓,你得站起来,去战斗、去征服。去当政治家、思想家、艺术家、哲学家,牺牲自我、拯救他人、改变人类的命运。
尼采说,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种叫作“权力意志”的东西。“权力意志”这词指的并不是政治权力,而是一种类似于叔本华的“生命意志”的物自体,是一股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、更有创造力的,永不停息的欲望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突然不甘心、不服输,燃起雄心壮志的时候,这就是“权力意志”的表现。
尼采把道德分成了两种。一种是属于弱者的道德,尼采叫它“奴隶道德”,表面的内容是同情、仁慈、谦卑、平等。其实本质上,是弱者为了掩盖自己对强者的恐惧、嫉妒和自私,借助奴隶道德去限制强者。另一种道德是强者的道德,尼采叫它“贵族道德”。这种道德鼓励人们积极进取、特立独行、崇尚强大、鄙视软弱、追求创新、拒绝平庸。它代表了生命积极的一面。
奴隶道德和贵族道德最明显的区别在于,奴隶道德总是在禁止——不许人们做这做那;贵族道德则是在鼓励。尼采推崇强者,可是他发现,大部分强者都被奴隶道德压抑着,不能摆脱弱者对他们的束缚。因此,尼采希望“超人”出现。
“超人”这个词在尼采的理论里,不是指拥有强大能力的人,不是说这人一定要当总统、当将军。而是指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,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,并且能摆脱奴隶道德,不被弱者束缚的强者。超人是尼采对人类的一种理想,在尼采眼里,整个人类历史里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真正的超人,比如,耶稣、恺撒、歌德。
克尔凯郭尔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(我们身边也一样),他们信仰宗教并不是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,而是人云亦云,别人都信,他就随大溜去信。克尔凯郭尔认为,这些人喜欢混在群体里,通过集体的暴行来彰显自己的强大。随波逐流地活着,拒绝做出自己的选择,那种人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,不叫真正的活着。
真正活着的人,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。更重要的是,这个选择不能是纯理性的。
真正的选择超越了理性,真正的信仰也超越了理性。克尔凯郭尔说,真正的选择是一种飞跃;信仰上帝这件事,是一个“信仰的飞跃”。更进一步说,上帝拥有无限可能性。自由的选择是实现无限可能性的过程,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接近上帝。
这个飞跃其实不限于宗教,对于任何我们死心塌地相信的东西,尤其是“人生意义”这样的大问题,很可能都需要这样的一跃。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揭示了一对矛盾:形而上学和自由意志的矛盾。
罗素活了 98 岁,他出生的时候是1872年,去世的时候是1970年,互联网已经诞生了。在冷战最为激烈的时代,89岁的罗素积极倡议核裁军运动,因此坐了牢。他的名言是:“三种单纯又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:对爱情的渴望、对知识的追求,以及对于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。”
罗素并不是因为他的哲学成就而出名,而是他一系列非哲学的、亲民的著作和社会活动所致。罗素一生撰写了大量诸如《幸福之路》之类适合大众口味的通俗书籍,甚至他的《西方哲学史》在讲哲学的过程中都穿插着玩笑。
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,在他 30 岁的时候,写完了《逻辑哲学论》,认为他自己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。维特根斯坦认为:“凡是可说的事情,都可以说清楚,凡是不可说的事情,我们必须保持沉默。”
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逐渐觉得不是这么回事。后来在剑桥当老师的时候,维特根斯坦留下了很多上课的发言记录和平时的笔记。在他死后,这些文字被结集成书出版。这本书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在《逻辑哲学论》之后发展的哲学思想和逻辑实证主义完全不同。
维特根斯坦发现,语言并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逻辑分析上。同样的一句话,说话的情境不同,说话人的语气、表情、手势不同,常常会表达出不同的意思。换句话说,每一个情境都给语言制定了不同的规则,语言得和规则结合在一起,才能显示真正的意思,而这规则又是没有逻辑可言的。维特根斯坦揭示的,其实是理性思维和现实的矛盾。
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检验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准:可证伪性。即科学理论必须能提出一个可供证伪的事实,假如这个事实一经验证,便承认该理论是错的。如果暂时没有人能证明它是错的,那它暂时就是真的。
证伪主义的科学观是,科学家们发散思维,想出各种充满想象力的假说,经不住证伪的假说都被淘汰,留下的都是经得住检验的,也就是暂时正确的科学理论。那些留下来的理论,也在不断地尝试证伪,一旦证明是错的,就进行修改。这样科学理论就会越来越完善。
波普尔认为执政理论和科学理论一样,永远都可能是错的,主张应当建立“开放社会”,要求执政者能够广泛接受意见,赋予大众质疑政策的权利。必须不断地接受证伪,才能保证理论的正确。
“纠错”才是现代民主思想的核心精神。一人一票,少数服从多数,有极大的缺陷,这个缺陷在雅典人判苏格拉底死刑、法国大革命的屠杀、希特勒被民众选上台等事件中已经暴露无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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